常州三杰的革命精神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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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被并称为“常州三杰”。作为江苏常州籍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他们在短暂而壮阔的人生历程中，给世人留下了激荡人心的伟大革命精神。2018年1月5日，

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被并称为“常州三杰”。作为江苏常州籍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他们在短暂而壮阔的人生历程中，给世人留下了激荡人心的伟大革命精神。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1]。学习“常州三杰”，传承好红色基因，推进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要进一步研究和弘扬“常州三杰”的革命精神。

一、忠贞不渝的革命担当精神

“常州三杰”自小就立下了救国之志，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们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毕生都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展现出了忠贞不渝的革命担当精神。

瞿秋白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全身心地投入反帝爱国运动。他抱着“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2]的初心，远赴苏俄探寻救国之路。回国后他致力于传播革命思想，致力于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并将中国革命引向新的高度。广为传唱的中文版《国际歌》是瞿秋白第一个完整译配的，由他作词作曲的原创革命歌曲《赤潮曲》，曲中激励人们为实现共产主义大同而“奋勇”“猛攻”，体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在被杀害之前，他仍向世人宣示：“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3]他用热血践行了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不渝。

张太雷自小确立了改变世界的远大志向。上小学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复，寓意复兴中华的伟大抱负，参加革命后又改名太雷，意为“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从此，他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工作，参与了建党、建团、建军等一系列重要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指挥广州起义中他无惧生死，奋勇当先，在战斗火线上英勇牺牲。他短暂的一生，展现了对革命事业的一腔赤诚。

恽代英少年时就立志改造社会，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为激励自己的斗志，他熟背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五言古诗《正气歌》，借以展现他不畏强暴、不惧牺牲的强烈爱国情怀。投身革命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坚强的意志担负起大量工作。不幸被捕后，他以坚定的革命意志，激励狱友们坚持斗争。临刑前，他写道：“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4]恽代英的革命经历、英勇壮举和感人肺腑之语，展现了他赤诚的革命担当精神。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着相应的历史使命，每个时代也都需要有勇于担当的人。在“常州三杰”等革命先驱所创下的丰功伟业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传承和发扬好“常州三杰”的革命担当精神。“常州三杰”那种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不渝，以及由此展现的革命担当精神，永远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新时代传承和发扬“常州三杰”的革命担当精神，就是要像“常州三杰”那样，站在时代的潮头，立足时代的要求，扛起时代的重任，履行时代的使命，围绕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正值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的伟大征程中，需要一大批能够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敢于担当、勇于探索和积极创新的人。尤其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面对时代提出的新的历史重任，更应该发扬好“常州三杰”的革命担当精神，履行好时代所赋予的神圣使命。

二、坚忍不拔的革命奋斗精神

“常州三杰”投身其中的是我党早期的革命斗争，在极其艰难和危险的岁月里，他们面对挫折和磨难，始终坚守信仰，并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投身于艰苦卓绝的工作，体现出了革命先驱坚忍不拔的革命奋斗精神。

瞿秋白以特约记者身份赴苏俄探寻救国道路，回国后，致力于推进领导伟大的中国革命。八七会议时，他在党危难之际主持召开会议，并担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他组织整顿和恢复各地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组织构建秘密交通网，组织各地保存下来的革命武装，参与决定和指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开辟我党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做出了杰出贡献。八七会议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左”倾盲动错误发生后，瞿秋白勇于纠正错误。在遭受诬陷和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瞿秋白以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继续为党工作，来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与鲁迅一起领导了“左翼”文化战线斗争，为党的事业发展开辟出了一片新的天地。他的妻子杨之华曾回忆，瞿秋白在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从事文艺和翻译工作的三年间，从来没有一点委屈情绪，从来没有对人诉说过受打击的事。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的夏衍，这期间与瞿秋白有过断断续续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他说当时丝毫没有感觉到瞿秋白在受了打击后的委屈心情，他是那样的乐观和生气勃勃。三年后，瞿秋白又听从中央决定，赴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艺术局局长等职，为苏区的教育、艺术、新闻出版及群众文化等工作做出了重要甚至是开创性贡献。红军主力长征时，瞿秋白服从中央安排，留守苏区，并通过继续主办和编辑出版党报迷惑敌人、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突围。面对报社人手少、稿源缺的情况，他不顾严重肺病，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将报纸出版到最后一刻。正如《人民日报》刊发的署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纪念瞿秋白同志120周年诞辰专文中所总结和评述的：“在党的事业遭受挫折时，他临危受命，勇担大任；在个人境遇困难时，他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他一生历经风浪和生死考验，始终初心不改，苦苦探寻和勇敢开辟‘一条光明的路’”[5]。

文章来源：《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网址: http://www.gjjsbxzz.cn/qikandaodu/2021/0511/6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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