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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形罩中的医学与冷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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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促使社会进化的重要动力，展现了理性和工具。西方医学又称西医，是西方知识建构与发展传统中的重要资产。历史学家张伯伦认为：“医疗如同战场，是政治的延伸。”[1]现代西方医学制度不仅代表着医学的重大进步，更代表着社会组织和社会控制术不断提高、强化，开启了现代政治制度。安德森认为，“西方医学话语对普世主义与现代性的宣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涵盖了帝国的欲图”[2]。因此西方医学成为帝国政治的工具。

20世纪60年代初美苏冷战日益加剧，柏林墙修建、两大军事集团建立等事件都引发双方激烈的核军备竞赛，相继开展一系列大气层氢弹试验。政府的冷战政策引发各国民众强烈抗议。20世纪60年代英国民众，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大肆批判美国冷战政策，掀起了两场针对美国政府核军备竞赛的政治运动。1950年普拉斯进入英国史密斯学院学习，1956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深造。期间普拉斯主修过各类政治学课程，积极参加各种校园活动，频繁接触政治。拿破仑帝国、一战、二战、冷战等历史都引起她的强烈关注。她深刻感受到国际政治气氛对核军备竞赛的态度，开始质疑、反对美国的政策。在给母亲的信中，普拉斯多次谈到了美苏两国的核军备竞赛，担心大气层中的氢弹试验会影响孩子们的未来。1961年2月普拉斯的流产事件更坚定了她对美国政府的批判态度，美国就是一个十足的无赖国家[3]73。

普拉斯1961年创作的《钟形罩》[4]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氛，被评论界视为一部政治的、精神异化的经典小说。《钟形罩》比其他精神病小说，如《我未许诺过你的玫瑰花园》《水中的脸》等作品都更多地关注了女主人公的精神疾病与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联系。库姆卢指出普拉斯借用埃斯特批判了美国政治、文化和冷战意识形态[5]。虽然现代主义意识形态要求文学与政治分离，但普拉斯在《钟形罩》中借用反精神病学运动、女性主义医学、健康医学对帝国和父权进行了深刻批判。的确，普拉斯作品具有强烈的反美国、反军事、反父权的意识，然而现代主义叙事也成功地掩盖了作品对冷战的担忧[3]46-58。

一歇斯底里症与卢森堡事件

19世纪中期精神病学产生于欧洲，20世纪初重心转移到美国。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开始进入美国精神病学，并占领了美国精神病学30多年，“精神分析对美国的精神病学史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6]211。反精神病学始于19世纪，20世纪60年代美国盛行否定、批判权威的的社会风气，以及福柯的《疯癫与文明》的出版，都推动了反精神病学在美国的发展[6]364。反精神病学认为，精神病本质上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政治和法律问题，是政府的大阴谋，政治斗争的工具，用于打击和迫害各类异见者。精神病院充满邪恶，精神病医生都是彻底的无耻之徒。反精神病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号召社会批判、解构那些不喜欢约束，但异常天赋的人被“疯癫”的现象[6]363。60年代《飞越疯人院》《钟形罩》等作品都呈现了反精神病运动所关注的问题，成为反对精神病学的宝典[7]。

歇斯底里症是一种以情绪上的兴奋和身心感知障碍为特征的神经官能症，常伴有不可控的空间或情绪过度。它产生于19世纪，植根于当时社会、政治和历史条件中。现代社会的男性医学话语认为，缺乏正常的性活动，以及没有生育子女等缘故会导致女性的歇斯底里症。因此女性只有遵从社会期望，忠于家庭、安守本分才能免于歇斯底里症的侵扰。根据定义，小说人物埃斯特患上的是歇斯底里症。在内心深处，普拉斯和埃斯特都主张女人性，对男性和正常、和睦的家庭充满期盼，渴望男性的亲近，“我是一个女孩。我对男人和他们的生活怀有极大的兴趣，这经常使我产生引诱他们的欲望或者与他们亲近的念头”[8]，期望嫁给一个“强壮的、温柔的汽车修理工”，生养一大群孩子和畜养一大群动物。她厌恶那些像帕西特和古怪的具有同性恋倾向的老女人，抱怨“为什么我总是吸引这些古怪的老女人呢？”[4]138尽管她内心对男性、婚姻渴望，并先后与巴迪、莱尼、康斯坦丁、马科、欧文等五位男性有过接触，但都遭遇失败，尤其是与多琳一同外出约会的事件给她带来极大的“侮辱”。随后遭遇马科袭击，申请哈佛法学院的写作班失败等一系列事件让埃斯特的歇斯底里症大暴发，开始反叛女性角色、母亲角色、婚姻。

斯皮瓦克认为父权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是帝国话语和男性话语双重霸权的结合[9]。二战结束后，为了安置大批从战场归来的男性士兵，同时为了刺激国家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鼓励女性生育，号召妇女回归家庭做合格的妻子和母亲，保护家庭免受共产主义思想侵袭的威胁。女性成为美国社会稳固、免受敌对意识形态侵袭的基石。冷战期间共产主义间谍是最可怕、最不能被接受的身份。1950年卢森堡夫妇被指控叛国罪，成为“20世纪最重大的罪犯”，三年后被送上电椅。审判过程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胡弗一直指控朱丽叶斯·卢森堡不守妇道，没有尽人妻、人母的职责，教唆软弱的丈夫反对政府，投身于敌对势力，导致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散，给世界造成惨重损失[10]。卢森堡事件激发了社会对女性社会规范的深刻反思，那些不守妇道、不安于家庭职责的妇女都是精神病人。婚姻关系和家庭主妇角色成为辨别女性精神疾病的标准。卢森堡事件凸显了当时政治化背景和女性承受的双重压力——帝国政治和父权文化。受此影响，普拉斯在小说一开始就提到国内压抑、沉闷的政治气氛，“时装杂志的圈子越来越显出其肤浅造作，回想则意味着回到波士顿郊区那死气沉沉的夏日世界，这两者都给她带来极大压力”[4]38。小说也有意把主人公埃斯特命名为埃斯特·格林拉斯·卢森堡(Esther Greenglass Rosenberg)。后来在出版社的要求下，为缓解作品的意识形态对时局的针对性过强，作者不得不将埃斯特·格林拉斯·卢森堡改为埃斯特·格林伍德(Esther Greenw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