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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诊断问卷在军人群体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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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I V)将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s)定义为一种明显地偏离了个体所属文化预期的内心体验和行为的持久模式,这种持久的模式是顽固的,且遍及个人情
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I V)将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s)定义为一种明显地偏离了个体所属文化预期的内心体验和行为的持久模式,这种持久的模式是顽固的,且遍及个人情况和社交情况的各方面;这种持久的模式引起具有临床意义的苦恼或者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的损害;这种模式是稳定的且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少年期或成年早期[1]。自20世纪90年代起,人格障碍继精神分裂症和情感性障碍之后在精神病学研究领域受到较多的关注。引起重视的原因包括人格障碍有较高的患病率(2%~10%),与精神疾病伴发或共患者多(10%~20%)以及与人格障碍共患的其他精神疾病对治疗抵抗而且结局不良等[2]。人格障碍是许多精神疾病的人格基础,影响着一些精神疾病的治疗效果,而且与个体适应及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它被认为是目前需要优先解决的精神卫生问题。
近些年,我国学者曾用人格诊断问卷在普通人群中进行测查并建立了常模,对中学生群体、大学生群体和研究生群体、罪犯群体以及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了人格障碍筛查以及轴Ⅰ和轴Ⅱ的共病研究。
分析以往的研究发现,有关军人群体人格障碍的研究比较缺乏。军人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要使命,其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直接关乎着个人幸福、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而军人心身发展的特殊性及其现实处境使这一群体常常处于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的高风险状态,故对这一群体开展相应的研究并及时地进行预防和干预非常必要。鉴于上述观点,本研究采用《人格诊断问卷》(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4,PDQ-4)对某部军人进行了抽样调查,筛查军人人格障碍的阳性率,并对某些与人格障碍有关的社会学因素展开讨论。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了2357名军人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2289份(应答率97.1%),其中有效问卷2094份(91.4%)。其中:男2063人(98.5%),女31人(1.5%);来自农村1453人(69.4%),城镇641人(30.6%);≤22岁709人(33.9%),23~ 27岁890人(42.5%),≥28岁495人(23.6%);军龄≤3年687人(32.8%),4~ 7年 711人(34.0%),≥8年 696人(33.2%);义务兵384人(18.8%),士官 1306人(62.4%),尉官231人(11.0%),校官163人(7.8%);高中及以下文化1209人(57.7%),大专434人(20.7%),本科及以上451人(21.5%)。
1.2 方法 采用人格诊断问卷(PDQ-4):该量表最早是美国Hyler博士1992年根据DSM-I编制的用于筛查人格障碍的自陈式问卷。1996年杨坚博士将PDQ-4译成中文并修订为PDQ-4中文版。该量表曾被应用于我国13所精神病院的1926名精神病患者,对人格障碍的甄别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中度的特异性[3]。PDQ-4有85道题,每题答“是”即为1分。85道题包括了10个亚型人格障碍题,分别阐述了A组:偏执型、分裂样、分裂型;B组:反社会型、边缘型、表演型、自恋型;C组:回避型、依赖型和强迫型。各亚型人格障碍的得分≥4或5分时判定为各亚型人格障碍阳性。根据PDQ-4信度和效度测试的成人诊断标准,PDQ-4量表总分42分为界值,此界值点的特异度为98%,灵敏度为23%[4]。
2 结 果
2.1 军人被试PDQ-4分数统计及阳性检出率 本研究发现,2094名军人被试中共检出人格障碍阳性69人,人格障碍阳性检出率为3.3%。各亚性的阳性率分布情况,见表1。
A组总检出率为27.5%,其中1个分型阳性检出数432人(20.6%),2个分型阳性检出数134人(6.4%),3个分型阳性检出数10人(0.5%);B组总检出率为34.2%,其中1个分型阳性检出数489人(23.4%),2个分型阳性检出数147人(7.0%),3个分型阳性检出数62人(3.0%),4个分型阳性检出数17人(0.8%);C组总检出率为52.9%,其中1个分型阳性检出数774人(37.0%),2个分型阳性检出数279人(13.3%),3个分型阳性检出数55人(2.6%)。
2.2 军人被试人格障碍阳性率的城乡比较 本研究发现,来自农村的军人被试人格障碍阳性率在PDQ-4总分和表演型、反社会型、回避型和依赖型上都显著低于来自城镇的军人被试,两类被试在其他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见表2。
2.3 军人被试人格障碍阳性率的军龄组比较 本研究发现,不同军龄的被试人格障碍阳性率在分裂样、自恋型、反社会型、回避型、强迫型以及PDQ-4总分上有显著差异,其他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其中分裂样、回避型、强迫型和PDQ-4总分随着军龄的增长而增长,而反社会型和表演型军龄在4~7年的军人中发生率最高,见表3。
表1 PDQ 4各分型、总分阳性检出及分数状况(n=2094)?
表2 农村、城镇军人被试PDQ-4总分及各亚型成绩间比较注:*P<0.05,* *P<0.01,下同?
表3 各军龄组被试PDQ-4成绩差异注:由于使用单因素方差检验不满足方差齐性条件,因此本表使用了非参数Kruskal-W allis检验(卡方检验),表4同。项 目 ①≤3年(n=687) ②4~7年(n=711) ③≥8年(n=696) χ2 秩均值排序偏执型 2. 2. 2. 5.43分裂型 1. 1. 1. 5.27分裂样 1. 1. 2. 20.57** ③>②>①表演型 3. 3. 3. 4.61自恋型 2. 2. 2. 6.94* ②>③>①边缘型 1. 1. 1. 1.38反社会 1. 1. 0. 18.33** ②>①>③回避型 1. 1. 2. 25.10** ③>②>①依赖型 1. 1. 1. 5.82强迫型 3. 3. 3. 28.87** ③>②>①PDQ 总分 19. 21. 21. 18.18** ③>②>①
文章来源:《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网址: http://www.gjjsbxzz.cn/qikandaodu/2021/0303/602.html